為了解決台灣核廢處置問題，由環境法律人協會、綠色公民行動聯盟、地球公民基金會等團體共同在3月4日舉辦「#核廢立法系列論壇 專題一：為什麼要立法？」，邀請各界代表表達對核廢立法的看法。
本篇為側記第二篇，為大家帶來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陳信安教授的觀點，當德國選址法的修法方向納入對公民參與、未來世代的想像時，到底會走向什麼樣的程序建議，德國的經驗能帶給我們什麼啟發？
首先，仍必須強調德國選址法目前仍在試驗，在文化、政治背景與解決衝突的溝通協調模式均和台灣不同的情況下，德國選址法的程序恐怕並不能直接套用在台灣，不過台灣仍然可以參考德國選擇核廢最終處置場址時考量的特性，其中包含選址程序必須要有 #公眾參與性、#以學術為基礎、#程序透明、具備 #自我審查 與 #學習性 等。其中德國強調政府選址時必須要邊學習邊進行，若是發現程序無法找到最終處置場址時，就必須要修正退回上一個階段，重新找到合適的方案。
德國將負責處理核廢選址程序與場址設置的機關，和負責監督、管制並組織各種公眾參與機制的機關分開，做出明確的區隔。雖然過去曾有「生產者責任」的概念，要求由產出核廢料的公司負責處理核廢料的處置，但事實上當生產者為了找到核廢處置場址而與民眾溝通時，人們往往無法信賴該生產者會提供所有必須的資料。在此情況下，德國的作法就是由政府以百分之百持股的方式，成立新的國營事業，負責核廢選址程序進行、場址設置跟營運。而至關重要的公民參與機制，則由負責管制核安的機關來負責。
德國為了在場址選擇程序中獲得廣泛社會共識，形成足以使利害關係人「容忍」的解決方案，將公民參與的層次劃分成全國到地方四種層級，包含「國民監察委員會」、「局部區域專業會議」、「地區會議」、「地區委員會專業會議」等，合適的場址地點將會隨著程序的進行逐漸清晰，地方利益也會隨著程序進行越來越強，因此公眾參與形式就要有所改變，從全國到地方逐漸精準地處理利害衝突的議題。
德國選址的過程值得台灣借鑒，包含在思考哪一種專責處置核廢料的機構更能夠取得民眾信任上，德國選擇的是一個全新、由聯邦政府百分百持股的國營事業，若回到台灣的情境，我們是否能接受由台電這個生產者來負責處理核廢料，還是要和德國一樣重新思考誰才適合處理？
另一方面，德國的選址程序雖然強調公民參與，但也指出公民參與的結果並非是「否決」，最終必須要能夠產生使利害關係人得以「容忍」的解決方案，以避免所有程序走到最後都被推翻的結果，這樣的公民參與程序是否適合台灣的風土民情，如何調整能更合乎台灣脈絡，也是未來必須好好思考的。